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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英国布卢姆斯伯里情报与安全研究所(BISI)发布了一篇题为《从吉田主义到高市主义:日本主动威慑的起点》的分析报告。报告的核心逻辑不拐弯抹角:俄乌冲突和中东战场,不仅是正在燃烧的地区危机,更是日本主动汲取的”现代战争教科书”。报告起草者直接点明,日本正在将这两场冲突中的作战经验、武器消耗规律和工业动员模式系统转化为自身的军事能力,而这套能力建设,指向的是东亚方向。这个判断,在当时或许只是西方战略圈里的一个观察,但翻看2026年至今日本的实际动作,很难说这个判断偏离了现实。
事情的来龙去脉,要追溯到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时公开表态,称如果中国对台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可能构成日本法律定义上的”存亡危机事态”——这是《和平安保法制》框架下启动集体自卫权的法律门槛。这句话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上是极具突破性的,它直接撕开了日本数十年以来在台湾地区问题上的战略模糊。北京方面迅速作出反应,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在2026年2月28日的记者会上发出严正警告,明确指出日本当年正是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由发动侵略战争,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故伎重施”,鼓噪外部威胁,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这番话的历史分量,懂日本侵华史的人不会听不出来。
进入2026年3月,局势迅速从口头交锋转向实质部署。3月31日,日本陆上自卫队正式在九州熊本县建军营(Camp Kengun)完成装备移交,将升级版12式导弹正式命名为”25式对舰导弹”(25SSM),同日还在静冈县富士营地首次部署”25式高速滑翔弹”(25HGP)。这是日本有史以来首次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远程反击能力——25SSM射程超过1000公里,可精确打击地面目标;25HGP则采用高超音速滑翔弹头技术,飞行轨迹不可预测,现有主流防空体系拦截窗口极短。从建军营的位置向西测距,东海对岸和台湾海峡进出方向尽在射程。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在评论此事时直接说,“哪怕只是日本的战略意图,就已经对邻国构成了实质性的安全风险”。

BISI报告正是在这个节点上发布的,其背后指向十分清晰。报告分析认为,日本从俄乌冲突中学到了三件事:无人机饱和打击与反制的作战逻辑、精确制导弹药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必要性、以及”持久战”对后勤供应链的严苛考验。高市早苗本人在多个公开场合直接援引乌克兰经验,要求防卫省将”适应冲突性质演变”写入政策主轴。中东战场的教训则集中在另一个维度:弹道导弹与无人机组合攻击对防御体系的穿透能力。日本防卫省2026年8月31日发布的2027财年预算申请,把这套逻辑变成了预算语言——8.9万亿日元(约556亿美元)的申请额,重点资金流向正是低成本无人攻击机的国产化和批量生产,要求具备从水面和水下发射的能力,配合远程巡航导弹构成”组合反击体系”。这不是纸面战略,是摸得到的武器采购清单。

同样是4月,日本军事政策的另一块基石被悄然移走。2026年4月21日,高市早苗内阁正式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废除了日本自1976年以来禁止出口杀伤性武器的核心条款。从这一天起,日本可以向签署了防卫装备转让协议的17个国家出口军舰、作战无人机等致命性武器。BISI报告将这一变化定性为日本从”美国威慑的被动受益者”转变为”主动威慑利益方”的关键节点——日本不再只是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而是开始将自身工业产能转换为同盟货币,用武器出口换取在印太安全结构中更大的话语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4月1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批评,日方在毗邻中国的地区加强进攻性武器部署,“打造军事对抗的前沿要塞,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动向保持高度警惕。
5月底,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成了这场舆论博弈的另一个战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面回应外界关于”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逻辑是:拥有大量核武器和战略轰炸机的国家指责一架战略轰炸机都没有的日本,说不通。他同时批评中国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却缺乏透明度,强调日本将”以透明的方式”投资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能力。北京对此并不买账。6月25日,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给出一组数据作为回应:中国国防支出占GDP比重长期低于1.5%,而日本防卫预算已连续14年快速增长,占GDP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有观点主张进一步拉高至3.5%,日本的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三倍多。张晓刚的话不留情面:“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意欲何为?”
在武器系统和预算扩张之外,与那国岛的部署动向是另一个值得单独说清楚的细节。与那国岛位于日本西南端,距台湾地区仅约110公里。2026年4月13日,与那国町町长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面,明确表示同意防卫省在当地部署防空导弹部队的计划。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地理节点——防空导弹一旦落地,日本在台湾地区附近的前沿军事存在就从理论走向了现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对此专门点名批评。更值得关注的背景是,小泉进次郎还宣布在防卫省专门设立了一个新机构,专门研究中国的太平洋军事活动,将情报采集前沿直接指向中国的远洋战略动向。
从整体态势看,日本这一轮军事转型不是孤立完成的,背后有一套多边同盟框架在同步运转。英日两国《互惠准入协定》早已落地,日澳、日菲安全合作持续深化,日本已经向菲律宾出口了岸基雷达和防卫装备,正在拓展与越南、印度尼西亚的防卫合作。与此同时,7月份日本海岸警卫队与中国海警船只在台湾地区附近海域再度对峙,中国随后在太平洋进行了弹道导弹试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开将其列为”严重关切”。东海和台湾海峡方向的摩擦密度,已经接近某种结构性的高压状态。
2026年8月5日,日本内阁正式通过2026年防卫白皮书。白皮书用”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来定性当前形势,将中国的外交方针和军事活动明确列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详细描述了解放军在台湾地区周边活动的频率增加以及台海军事力量对比向大陆方向快速倾斜的判断。8月14日,恰好是日本宣布二战无条件投降81周年前夕,中国国防部发言人陈曦发出了今年迄今措辞最重的声明,直接提及南京大屠杀和战后亚洲国家承受的苦难,警告”新型军国主义的抬头”,称日本正在”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幌子,持续扩大防卫预算、发展进攻性能力、积极扩张军工体系”。这个时间节点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信号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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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BISI报告提出的那个核心判断:日本正在从两场冲突中借鉴的,不只是武器形态,而是一套完整的战争政治学。俄乌冲突告诉日本,大国对抗可以持续多年,工业动员能力和弹药储备才是底气;中东局势告诉日本,无人机和精确弹药的组合可以以较低成本打穿高价值防御体系。这两套经验结合起来,正在被日本系统性地植入其2026年至2030年的新安保战略规划之中,而这份新战略文件预计将于2026年底由高市早苗政权正式发布。届时,日本的防卫预算规模、反击能力边界以及武器出口范围,都将获得更为正式的政策框架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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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的形势研判,短期内没有任何力量能让日本放慢这一进程。政治层面,高市早苗的政策意志明确,其执政联盟在国会中的支撑足够稳固。台湾地区内部,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的政策方向持续释放出强烈的政治信号,为日本渲染周边威胁、强化军事准备提供了客观的叙事背书。日本国内确实存在反对声音,2026年4月在国会外聚集抗议修宪和武器出口的民众超过3.6万人,中西部和冲绳地区的民间反战情绪也始终没有消散,部分前自卫队官员公开质疑当前路线的可控性。但参照2015年安保法制改革的历史先例,民间阻力并未能扭转政策走向,这一次大概率也不会例外。
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在于:日本的军事化加速,在结构上正在改变东亚安全秩序的底层逻辑。冷战结束以来,这一地区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套隐性的力量默契之上,各方都对彼此的底线有基本认知。但当一个国家持续将打击力量的前沿向外推进,并系统性地拆除战后制度性约束,这种默契的基础就会越来越薄。无论用什么话语来包装这一过程,叫”防御性反击能力”也好,叫”主动威慑”也好,物理事实是不变的——那些导弹,装在谁的领土上,指向谁的方向。这一点,不会因为措辞的变化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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