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医“人与天地之气相参”的理论框架下，刘渡舟先生敏锐地观察到，随着自然气候变化与现代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群的体质倾向正发生着深刻的演变。
他指出，当下“湿热型”体质已成为一种普遍趋势。无论是外感六淫，还是内伤饮食，邪气侵入人体后，极易从湿化热，湿热二邪如胶似漆，纠缠不清，如同油入面，难解难分。
这种体质基础，直接导致了许多疾病呈现出湿热的病机特点，其中，“湿热作喘”便是临床上极易被误诊误治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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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热之邪在体内停聚，日久则依三焦部位不同而表现出各自的病证。
刘老总结道，在上焦，湿热蕴蒸肺脏，可发为湿性咳喘；在中焦，湿热困阻脾胃，熏蒸肝胆，则发为谷疸（黄疸之一种）；在下焦，湿热流注于肾与膀胱，则可导致肾炎、水肿。这种按三焦分部的认识，为辨治湿热病提供了清晰的纲领。而“湿热作喘”之所以难治，正是因为其病机与风寒束肺、痰热壅肺或肺肾亏虚等常见喘证截然不同，若按常规的宣肺散寒、清热化痰或补肾纳气之法施治，非但无效，反易导致病情迁延加重。
根据刘老的临床观察，湿热喘证的患者多表现为痰多而黏稠，痰色或白或黄；胸中满闷不舒；脘腹胀满，食欲不振；身体困倦沉重；咽喉部位不利不适；并常伴有低热，以下午（晡时）为明显。小便色黄，大便则黏腻不爽，排便不尽感。
诊脉可见濡脉，舌苔多为白腻。其核心辨证要点，在于“咳喘胸满”与“舌苔白腻、脉浮濡”并见。这一组征象提示，湿热之邪困阻上焦，肺气失于宣降，同时湿浊中阻，气机升降失常。此时若只见“喘”而治喘，忽略“湿热”这一本质，则南辕北辙。
面对这种棘手的湿热喘证，刘老坦言自己曾试用过许多方剂，皆如石沉大海，百无一效。
最终，他选用了《温热经纬》中的“甘露消毒丹”（又名普济解毒丹）。此方原为治疗湿温时疫而设，药物组成为：菖蒲、贝母、射干、藿香、茵陈、黄芩、白蔻仁、连翘、滑石、木通、薄荷。刘老在运用此方时，必加紫菀、杏仁、薏苡仁，并将木通换为通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验方。
刘老对方中药物作用的解析层次分明。藿香、菖蒲、白蔻仁气味芳香，善于化湿醒脾、宣畅气机，直中“湿”邪之巢穴；射干、贝母清化痰热，且能利肺利咽，解除咽喉不利之症；茵陈、黄芩苦寒，善清肝胆及脾胃之湿热；连翘、薄荷辛凉轻扬，能透发郁热于湿邪之上，使热从表散；杏仁、薏苡仁、白蔻仁（即“三仁”）合用，能分消三焦之湿热，斡旋上下之气机；滑石、通草（代替木通）甘淡寒凉，渗利湿热从小便而出，使邪有出路；加紫菀一味，则能润肺下气、化痰止咳，兼有“提壶揭盖”之妙——通过宣通肺气以助水道通调，使湿浊得以下行。
在临床中，将湿热喘证与常见的风寒喘证严格区分，是治疗成败的关键。
风寒喘证多因外感风寒，肺气失宣，其症多见咳嗽痰稀白、鼻塞流清涕、恶寒发热、头痛身痛、舌苔薄白、脉浮紧，治疗当以辛温解表、宣肺散寒为主。而湿热喘证则以痰多黏稠、胸闷脘胀、身困纳呆、舌苔白腻、脉濡为主要表现，治疗当以芳香化湿、清热利气为主。两者一寒一湿，一温一清，治法截然不同。若将湿热喘证误作风寒治，误用麻黄、桂枝等辛温燥烈之品股票杠杆投资策略，必然助热增湿，加重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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